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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风景]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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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易倍体育官网首页 作者:emc体育官方网站 2022-09-23 16:33:46

  1940年1月4日,由上海开往香港的“胡佛总统号”响起了长长的汽笛,庞大的船

  体缓缓离开码头。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,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“首义”人员高宗武、陶希圣。当客轮驶入公海后,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。随即,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:“……际此意去迥异之时,未得先生之许可,遽尔引离,但至此时止,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,决不向外宣泄……”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、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,不禁大惊失色,沮丧十分。然而,1月22日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,震惊中外。此“惊险”一幕,前后曲折。

 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,1983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“近卫声明”,公开对政府进行政治诱降。这时,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,身为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“近卫声明”,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。

  《大公报》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,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。在1939年3月间,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,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《汪平沼协定》。此外,《大公报》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,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,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,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。

 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,他指使高宗武、梅思平,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,并草签了卖国的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,成立亲日的“新政府”。汪精卫的行径,首先触怒了蒋介石。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,搞什么“和平运动”,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,也挂旗,也称国民政府。所以,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,想抽它几根台柱,给汪拆台。因此,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,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,在这方面来一个“突破”,甚至不惜用许愿、重金等方法,收买汪的走卒。

 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,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、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,遂到香港向杜汇报。听罢,杜矍然而起,双手一拍,眉尺色舞的高声说:“采丞兄,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,国家大局,确实值得一试,你在香港住两天,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,我要去见蒋委员长,当面向他汇报。”1939年11月5日,杜自港飞赴重庆,在张群的联络下,他见到蒋介石。蒋面授机宜后,要求他从速返港,一切秘密进行。当时,杜感到十分振奋,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,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。他又找到徐采丞,嘱咐急办两件事:第一,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,跟他面谈;第二,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,只要高宗武说声走,便不惜一切代价,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,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。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,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了。杜又到重庆,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,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,托杜带去。杜月笙回到香港后,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,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。徐按照杜的指令,把事情办妥,高宗武答应把“密约”交给蒋介石。

  那么,高、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?据朱子家回忆:“高、陶之出走,绝非简单的所谓‘深明大义,幡然变计’。以高、陶的对于‘和运’,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,对权位志不在小,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,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,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。汪所内定的,是政权成立以后,陶除‘宣传部’外,兼任政府方面的‘宣传部长’,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‘宣传部’,志在取得‘实业部’,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,已无可变更。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,只能任‘外交部次长’,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,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,也不过着重在日本,外长一席,自非其莫属。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,而又不敢与汪面争。‘壮志’未酬,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,一经诱劝,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。

  1940年1月4日,高宗武、陶希圣带着《要纲》秘密潜入香港。高、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,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?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:“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,每次如此。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,一二天就送回来,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。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,汪就命我往取。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,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。

  此时正在香港的《在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、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“串联”,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《要纲》和有关资料,还收到了高宗武、陶希圣给《大公报》的亲笔信。

 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,胡政之、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、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,要金、徐立即把《要纲》内容抄下来,把原件拍照,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,通报此事,安排报道事项。徐铸成作为当事人,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:“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,一天下午,他们两位(指胡政之和张季鸾)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,张简单地说:‘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,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,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。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,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。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。铸成,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,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,你看完这密件后,即由诚夫抄录一份,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。’”

  22日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在《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,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》、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!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!从现在卖到将来,从物质卖到思想》的通栏正副标题下,独家刊登了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(原件),另在第九、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,还发表题为《揭露亡国的“和平条件”》的社评。日汪签订的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:“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‘附录一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;在新国交恢复以前,既成政府经办事项,目前加以继承,如情况许可时,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;在事变继续进行中,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。”在“附录一”中,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:“日、满、华三国,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,以互为善邻、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。因此,规定基本事项如下: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、满、华一般提携,特别是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的原则。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。③在长江下游地域,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。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,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。”

 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,22日的《大公报》香港版不得不加印,还是销售一空。1月23日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“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”的谈线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,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。在短短几天内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,连续发表社评,猛烈抨击。高宗武、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,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,经《大公报》香港版的及时披露,轰动中外,被称为“高陶事件”。

  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,《大公报》抢了“独家新闻”,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,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“高其昌”的化名“官员护照”,得以出洋游历。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“寓公”。那时,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从此,他在美国隐姓埋名,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。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交件。之后,蒋还不断给他美元,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:“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,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,即请转交高君,并复为荷。”而陶希圣呢?他事后到了重庆,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,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,参与蒋的机密;陶还替蒋撰写了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小册子,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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